3月17日国医节95周年回顾：不准中医办学，使之后继无人，在50年内逐渐消灭_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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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朱邦贤，男，1951年3月，农工党，上海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80年毕业于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生班。师承全国著名老中医赵锡武、方药中。

来源：中医书友会
作者：朱邦贤

编辑：望舒
封面来源：中医书友会

每年的3月17日，是中医药界同仁不应该忘却的节日—— “国医节”的纪念日。值此“国医节”八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编者按：此文写于2009年），回顾近百年中医药曲折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我辈学人不仅应该在这一节日里缅怀前辈与“废止中医”所作的逆流挽舟式抗争的功绩，更应该从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中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更好地弘扬中医药学术，让它为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更辉煌的贡献。

“中西之争”与“国医”的由来中医药学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在中国的医学界始终是中医一枝独秀，承担着我国民众健康与医疗服务的基本职责。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方医学，作为“新学”重要科目纳入新式教育体制后，西医教育、西医理论及西医从业人数均呈迅速发展之势。到20世纪20年代初，西医队伍基本形成，西医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相抗衡的力量。原本统一的医界，裂分为中医与西医两大阵营。余云岫发起对中医的学术争论
1916年，余岩（余云岫）撰写《灵素商兑》，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1920年，余氏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但无论是1920年的余杜之争，还是1922年的余恽之争，还仅仅局限于学术上的争论，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
企图借用行政手段来消灭中医
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当时医学界一部分留洋学成归来的“德医”、 “日医”、“英美医”等，在“现代化”、“科学化”的旗帜下，对中医持改造、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这些“废止中医”思潮的渐盛，成为旧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都曾制造过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借用行政手段来消灭中医。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仅直接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古老的中医走上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不涉及中医，完全把中医药学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亳不掩饰地说

“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
接着，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的三十二条，与汪南北遥相呼应。随后，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摒斥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为此，中华教育社联合江苏、湖北、山西等中医团体，向教育部提出中医加入医学系的要求，但教育部以中医不合教育原则为由予以拒绝。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
面对这种情势，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通函各省征集意见，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力请保存中医中药，并将中医纳入政府教育体系。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通电，抗议政府 “弃中扬西”政策。
迫于各界压力，北洋政府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中药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明目张胆地把中医说成“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于是立案“应勿庸议”。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给中医发开业执照，要警察厅负责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或在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汇存备查，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经查“予以相当处分”等。
如此束缚医生、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中医学会迅速行动起来，与中华医药联合会召集了有170人参加的大会，大家一致认为：审查医士资格应由医学会或推出各地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并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定期召开全国中医大会，各地纷纷响应。会后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又一次失败
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却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产。此事导致中西医界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
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则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

“国医节”之始末1929年2月23日，在当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授意下，新组建的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谊主持，通过了留日医生余岩和汪企张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6项消灭中医办法该提案称“旧医（对中医的贬称）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碍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不能进展”，具体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

不准中医办学，使之后继无人，在50年内逐渐消灭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1916年，余云岫曾撰《灵素商兑》，带头向中医发难，把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废医存药”：

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

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之后继无人。

在上海召开全国中医药界代表会议，共商抗争大计
“废医案”一出，举国上下无不义愤填膺，这是对有数千年传承的中医下达了死刑令。当时，中国医疗事业极其落后，很多地方缺医少药，西医总数不过6000左右，仅占医生队伍的百分之一二，取缔中医形同灭门灭族，广大中医被迫群起抗争。
上海中医药界首先揭竿而起，通电全国同仁，倡议在沪召开全国中医药界代表会议，共商抗争大计。各地纷纷响应，香港中华医药会亦寄款赞助。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
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共1000余人在上海召开大会
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会同上海医界同仁共1000余人，聚集于上海总商会大礼堂，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
大会经3天会议，最后提出的提案多达100多件，其大致内容包括：

发表宣言，否认废止旧医提案；组织“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为一永久性医药机构；组织请愿团晋京，向全国代表大会及政府及其各有关部门请愿，要求撤销废止旧医的提案；加强宣传中国医药学；国医学校应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准予立案，在各省设立国医药学校、研究所、图书馆及药物陈列馆；确定三月十七日为国医节。

大会推举谢利恒、陈存仁、隋翰英、张梅庵、蒋文芳5人组成代表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随团到南京作联络服务工作），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同时决议将《为请愿撤消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屏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族而保民生》的请愿书公诸报端，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其间，冯玉祥打电报给老旧部、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把他训斥了一通，阎锡山等地方大员及许多社会名流要求中央撤销废除中医的提案，以免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代表团直接找谭延闿、于右任、戴季陶等国民党大佬3月20日，赴南京请愿代表团一行乘坐火车出发，途经苏州、常州、镇江等车站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欢送。21日，列车抵达南京下关时，乐队高奏，鞭炮齐放，掌声震天，千人列队迎候。南京各界代表也纷纷至代表团下榻处表示慰问和支持；南京及全国的媒体对请愿团的活动极为关注，纷纷刊出全国各地反对荒唐提案的呼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请愿代表团制定了明确的策略：即争取得到主张保存中医之国民党元老的支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方面，对卫生部则先不予理会。

请愿团抵宁后，先后去国民党三中全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递交请愿书，并拜会了谭延闿、于右任、戴季陶、焦易堂、李石曾、张静江、叶楚伧等国民党的政要和元老，得到了他们支持中医的承诺。请愿团谒见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时，代表们还没有开口，谭延闿便说：“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边说边伸出手腕，要代表为他诊脉处方。当即由谢利恒为他切脉、唱药，陈存仁执笔记录。次日，各报都把这张处方刊登了出来。请愿团在谒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时，于老说得很有意思：“中医应该另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来管和尚一样，岂非笑话？”代表们到各院、各部去递请愿书，就是不去卫生部。蒋介石：对中医持绝对拥护的立场，请代表们放心3月24日，蒋介石接见了请愿代表团。蒋氏出于民国初定，且他与各实力派、尤其是与汪精卫派的矛盾正在加剧的考虑，平息这场风波有助于打击对手，并能加强自己的势力与威望。因而表示，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然请楚，“本人对中医持绝对拥护的立场，请代表们放心”。他还说，自己小时候生病都是看中医，现在生病了，有时亦还吃中药，对中医是信任的。一席话使代表们如同吃了定心丸。卫生部长薛笃弼本来对中西医就设有定见，他24日晚宴请代表团时明确表态：只要当一天卫生部长，就绝不同意废除中医，他还希望聘请代表团的两位成员担任卫生部顾问，要成立中医的研究机构“国医馆”。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并于翌日离开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撒销废除旧医提案数日后，国民政府文官处下达的公文称：废除旧医提案，“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发展，殊违先总理（孙中山）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撒销”。后来，薛笃弼果然聘请陈存仁、谢利恒两人为卫生部顾问。中医药界为纪念3月17日集会抗争这一大事，争取国民政府将此日定为“国医节”。中医界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民国政府反中医的政策并没有因此而改弦更张。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是中医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的组织，尤为南京政府所忌恨。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该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再次激起了中医药界的愤怒。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有17个省市及南洋、菲律宾等223个团体的457位代表参加。这时的中医界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于是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1936年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应代表，让文官处撤销两部公告。然而代表们一撤，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承诺。在1933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遭到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极力阻挠和反对。1935年11月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终于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颁布，从而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解放前，全国中医院校仅存广州一家这场抗争整整历经十载，如果不是因为抗日战争和全民抗战的兴起，双方也许都不会偃旗息鼓。但这场论争的烽火却并没有熄灭；抗战胜利后，中医处境更艰难，中西医关系犹如冰炭。在新中国成立前，全国的中医院校基本解散殆尽，仅存广州一家勉力支撑。事实证明，腐朽的旧政府是无法调和解决这一涉及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的。

“国医节”带给我们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当时卫生部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下，余岩等人在195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抛出了一个所谓“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公开点名批判了卫生部主要领导人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纠正了当时中医工作上的错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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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六七十年代“城乡三级医疗网”中，起到极为重要作用由于党和政府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视和政策性的保护，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三级医疗网的建设上，尤其是借助于“合作医疗”形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步解决了我国城乡人民群众的基本卫生保障，其中，中医药技术方法的大力推广和广泛使用，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21世纪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民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体系中更凸显其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中医药学被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和广泛使用，当人类社会面临着ADIS、SARS、禽流感等疾病严重威胁之际，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更显示出其在应对人类社会疾病谱新变化的挑战中具有现代医学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我国政府制定的正确的中医政策、充分肯定并鼓励中西医结合的大力引导是分不开。“国医节”传统纪念活动，在大陆逐渐消亡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引进技术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再加上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们对传统文化、传统医学的重视不够，相当一部分的业内人士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西化” “异化”和“废医存药”的趋向。
因此，中医界历来极为认真的“国医节”传统纪念活动在大陆逐渐消亡，以至于现今绝大多数中青年中医师对“国医节”懵然无知，对这一段中医前辈与“废止中医”逆流挽舟式的抗争历史也不甚了了。近些年来，在“团结”与“中西医结合”的旗帜下，中西医之争的矛盾表面上是缓和了，但深层次的文化、观念学术，以及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冲突依然存在：

相对于西医的快速发展而言，中医药技术队伍正在大幅度地萎缩，
中医药的学术传承与研究遭受不公正的“倾斜"，
中医临床诊疗水平呈现出整体性的“滑坡”，
对中医药学正在进行的向现代医学靠找的全方位的“改造”，某些新中医对分子生物学等现代技术的“头头是道”与对中医经典理论及其技术方法的“疏忽”比比皆是······

而这一切，都是在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80年前“ 废止中医”暗流的涌动中悄然发生的。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我们有些人，其思想深处还有意或无意地继续着“ 余云岫”们的未了事业，对此种种现中医药学在吸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创新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应该牢牢记住近百年来中医药学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不积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和方法来发展中医药学是愚蠢的；机械地搬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和方法，不进行中医药学的自主创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同样也是愚蠢的。